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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学中的心学派也特别强调这一点，陈白沙亦不例外。

如果从对水中之鱼出游从容的观察，单从认识论讲，并不能得出鱼之乐的结论，因为很明显，庄子和鱼并不是同一类。[4] 这个真，就是人的真性情。

但这需要回到内心，保持虚静，排除外在的一切东西，包括自己的形体和聪明知识，才能实现。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，把追求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看作是人生的最高境界，也是人的最高存在，但这种精神自由严格地说是一种主体体验，不是一种客观认识。庄子所谓无情，并不是真无情，而是反对世俗所谓好恶之情，因为这种世俗之情从某种需要和目的出发，具有强烈的功利性。但这些是不是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外向思维呢？就整体而言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。坐忘则是忘掉肢体，罢绌聪明，离形去智，同于大通[9]。

但是，道家学说的信奉者并非不知这个道理，也不是做不到，而是羞而不为。心能虚静而不为外物所蔽，就能做到惟道集虚[13]，这不是说心外有一个道来集于心中，而是说，虚静之心自能集道，同坐忘、虚室生白是同样的意思，即在主体精神专一的情况下，内在的自然之性自然会实现或呈现出来。子贡说，孔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，并不是说孔子压根儿没有性与天道的思想，这里言与不言同有与没有不是一回事。

当然，这种真实情感并不局限于孝，孔子已经从人类的一般情感需要出发，考虑仁的境界的可能性与必要性。[25] 为了保全人的价值和尊严，仁者能够献出生命，虽死而犹生。这一点也是值得指出的。天命究竟是什么，又何以不够知？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也是孔子研究中争论不休的问题。

但单纯的勇者如果缺乏普遍关怀的情怀，则只能是一介勇夫。这说明他是把知命看成君子人格的重要条件或前提，也说明知命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重要性。

仁、知虽可以分说，但是对于一个完整的人格来说，二者是相辅相成的，如同知行是相辅相成的一样。要达到勇的境界，还要学以获得知，如果不学无知，就容易出乱子，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[34]。这当然不是不要语言，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：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。他有时把美和善作了区分，他在论古代音乐时就表现出这一点。

仁作为心灵境界，首先以心理情感为基础，但又必须超越情感，成为普遍的精神存在，而不是个别的心理现象，更不是个人的情感欲望。此文后来改写为《心灵超越与境界》第七章，文字颇异。从心灵的角度而言，勇是一种高度凝炼、高度升华了的意志力，这种意志力是理性化的，也是持久的，不是凭一时意气用事的匹夫之勇。在孔子看来，一个人的心灵美不美，既要看形式，更要看内容，既要看外部表现，又要看内在本质。

这种诗人般的感叹，其实就是一种关怀、一种情怀，其有仁的境界在里面。这正是孔子境界说的基本特征，也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。

孔子却从这里得出绘事后素的结论，意思是必须先有素白的本质，然后才能着色绘画。就思而言，可能是经验的，也可能是先验的，可能是客观的，也可能是主观的，但不管从哪个意义上说，都可以归于知性范畴。

这样的思，与境界问题有直接关系。但这并不是说，三者没有任何区别。这显然是把学与思作为实现仁的重要条件，只是这里所说的学，主要是多闻而择焉、好古，敏以求之之类，并不是学习科学知识。它不是某个具体条目或原则，而是整体性存在，即心灵之境。在孔子以前，天命确实是宗教神学的语言，周初的天命有德，并没有在命与德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内在联系，但后来开始出现了变化，而真正的变化则开始于孔子。在他看来，只有下学，才能上达。

人的知识是靠学与思而获得的，而学与思一般属于知性活动。仁与乐的境界，确有超伦理的意义，但仅在于其中具有某种宗教精神或宗教情感，表现了对永恒、无限与绝对的追求，并不是美学高于伦理，或二者各自形成独立的境界。

把自己投入大自然的怀抱，沐浴在自然界的阳光之下，陶冶于自然界的山水之中，享受无穷的乐趣，这种乐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能够说明的。人们经常说，孔子是一位政治伦理说教者，孔子的学说是政治伦理型哲学，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是真正说来，孔子学说所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，其中，真正具有哲学意味的，我认为是他的心灵境界说。

孔子把仁看作心灵的存在，这一点构成他的境界说的基本内容。曰：‘礼后乎？子曰：‘起予者商也，始可与言诗已矣。

孔子说过，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[8]。我认为，这是理解孔子境界说，因而也是理解整个孔子哲学的关键所在。仁是心灵所固存的，问题在于能不能实现出来，实现出来便成境界，不能实现则只能是潜存。这说明，天生之德只是一种潜在的存在或一种可能性，要实现与天同德的永恒境界，还需要在下学上下功夫。

冯友兰先生把仁解释成心之全德[22]，正是为了说明仁在孔子学说中的地位。但真正的勇者，应当与仁是统一的。

上达实际上是一种超越，但这是自我超越（有学者称之为内在超越，意思一样），不是向彼岸的超越。孔子所说的方法，其本身就是心灵存在的方式，而不是某种手段或工具。

因此，他很少许人以仁，而他本人则谦虚地说：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。这种哲理同样不是认识论的，而是情感论的（其中并不是没有认识），它不是对自然界的某种认识，而是心灵的体验，表现了人与自然界的息息相关，从中体会到人生的道理。

[2]不怨天尤人者，因为他所从事的是为己之学，不是为人之学。据记载，孔子尚武且很勇敢，建立过功勋，但这里所说的勇，主要是指气势、神态和品格，即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，不一定表现在军事上或其他武功上。知虽然不是指主客对立的知性主体，却又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，并且认为丰富的经验知识和文化素养，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是十分必要的，因此，他并不否定知性主体，也不排斥科学认识。[17] 孔子还说过：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

但无言并不是什么也不说，孔子只是说予欲无言[16]，却不是真无言，如果真无言，那就连无言的意义也不能了解。因此，他并不以博学多识为目的，也不以博学多识为能事。

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[42]，这个乐不仅指音乐，而且指心灵体验和精神快乐。这里所说的思，则是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的实践思考，并不是理论思辩。

曾子以写实践行而著称，很重视实践功夫，他的理解从实践的角度说，当然很正确，也很写实，但是并不能代表孔子关于一贯的全部意蕴，因为忠恕作为为仁之方，虽然很重要，却停留在伦理层面，还没有完全达到超伦理的高度。这一点，在儒学开创者孔子的学说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。